隨著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逐步確立和完善，懲罰性賠償也較為頻繁地出現在商標糾紛案件中，其充分保護民事權利、威懾與阻止商標侵權行為的作用日益凸顯。與此同時，懲罰性賠償制度在不同案件中的適用也更加細化，除了已經公布的多件單獨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典型案例外，也出現不少與法定賠償并用的案件。并用是否合理？并用時如何計算賠償金額？讓我們跟著業內專家一起從相關司法案例中尋找答案。

　　適用懲罰性賠償判賠3000萬元，并用懲罰性賠償和法定賠償打擊商標侵權行為……在民法典頒布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實施以來，多地法院在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根據實際案情，以不同倍數，不同程度地適用了懲罰性賠償。

　　2021年以來，隨著最高人民法院發布5件涉及侵犯商標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典型案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6件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典型案例，這些案例的發布對知識產權領域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故意和情節嚴重的認定、計算基數和倍數等審判實踐中的重點和難點問題進行闡述。但是，對于商標侵權糾紛案中，懲罰性賠償在個案中的具體適用，如法定賠償與懲罰性賠償的并用問題，討論熱度不減。

　　多案予以“雙重賠償”

　　從近兩年公開的一些民事判決看來，多地法院在判決中，不僅支持了訴求方主張懲罰性賠償的訴求，同時也適用了法定賠償。

　　在2021年4月判決的原告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訴被告個體工商戶廣州市越秀區任我行電子游戲機商店侵犯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綜合考慮被告侵權行為，最終判令被告停止銷售涉案游戲機并向原告支付懲罰性賠償1.1萬余元、法定賠償10萬元。

　　無獨有偶，在原告JUKI株式會社訴被告浙江巨凱縫紉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商標權糾紛案中，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針對被告向境外出口部分適用懲罰性賠償，判賠77萬余元，而對于被告在境內的侵權行為，考慮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注冊商標許可使用費難以確定，法院酌情確定法定賠償金額為100萬元。

　　近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一起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包裝、裝潢糾紛的上訴案件進行二審宣判。

　　該案一審中，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最終全案適用法定賠償，并適當考慮懲罰性賠償因素，判決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及維權費用共計300萬元。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對一審查明的事實均予以認可，且鑒于被告在二審期間仍持續侵權等新的事實，遂同時適用法定賠償與懲罰性賠償，最終將判賠金額調高至308.13萬元，對一審判決的其余判項均予以維持。

　　“企業的品牌、創新、質量并不是靠某些簡單的復制模仿便可輕易取代的，需切記的是，遵從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樹立尊重知識產權的風氣，建立自有知識產權的經營品牌，才是企業發展創新的正確之選。任何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行為，都應受到嚴懲。”正如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判決中提出的，在懲罰性賠償基礎上并用法定賠償的案例，恰恰印證了我國保護商標權利人利益的態度。

　　具體適用引發思考

　　法定賠償作為一種兜底性懲罰方式，旨在懲罰性賠償基數不能確定而無法適用該制度的情況下，為保障權利人利益、減輕其損失提供途徑。但司法實踐中，法定賠償與懲罰性賠償并用、并用基礎上賠償金額的計算等問題，在學術界和司法界引發思考。

　　司法層面，以上述同時適用二者進行賠償的法院為例，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依據查明的侵權商品及獲利情況，再結合被告實施侵權行為的主觀故意與侵權情節，以4倍作為本案懲罰性賠償數額的倍數，以5件侵權產品獲利作為基數計算出懲罰性賠償的數額；針對未能查明侵權商品銷售量部分，適用法定賠償計算賠償金額。

　　在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看來，在已查明被告存在線下以及海外銷售渠道但相關銷售數據卻無法完全查明的情況下，不宜僅憑兩被告線上銷售金額來計算其侵權獲利作為懲罰性賠償數額的計算基數。為了充分保障原告的知識產權權益，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最終全案適用法定賠償，并適當考慮懲罰性賠償因素。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在相關判決中明確，懲罰性賠償是相對于補償性賠償而言的，補償性賠償的目的是填補權利人實際損失。懲罰性賠償與補償性賠償具有倍比關系，后者是前者的計算基數。基數固然重要，但機械地認為只要基數的全部數額不能查明就不能適用懲罰性賠償，將嚴重影響該制度功能的發揮，使惡性侵權者輕易逃避法律懲罰。因此，既然基數全部數額查明時可適用懲罰性賠償，舉重以明輕，在部分數額能夠確定時，也可就該部分適用懲罰性賠償。

　　“從學術角度，我認為，懲罰性賠償與法定賠償不能并用。因為法定賠償已經具有了懲罰性，同時，懲罰性賠償適用的前提是原告實際損失是確定的，并以此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基數。既然原告實際損失是確定的，便不應再適用法定賠償。”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熊文聰表示。

　　還有部分業內人士持上述觀點，認為法定賠償制度本身是作為一種兜底性規則在商標侵權領域適用，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懲罰性功能，而對于能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案件，如果同時適用法定賠償，則可能對侵權人適用兩次懲罰性賠償。

　　關于法定賠償與懲罰性賠償的關系處理，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孫那認為，可以將其總結歸納為以下不同的路徑：其一，單一的替代路徑，即由法定賠償替代懲罰性賠償來行使其相應的功能，或僅在立法中規定補償性賠償加懲罰性賠償。其二，法定賠償與懲罰性賠償的融合路徑，即法定賠償可以與被侵權人的損失、侵權人的實際獲利、許可使用費的合理倍數一起作為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基數，在此基礎上再根據行為人的主觀惡意情況確定懲罰性賠償的倍數和金額。其三，分立路徑，即法定賠償條款與懲罰性賠償條款并列，法定賠償數額不能作為計算懲罰性賠償的基數。

　　法律是一種不斷完善的實踐，盡管在具體適用上，不同發展階段，業內看法有別，但不可否認的是，懲罰性賠償制度對打擊具有故意行為的侵權者，震懾、警示其他生產經營者，保證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的積極功能正不斷顯現。